何子怡先与二人握了握手，带着熟人之间那种怪罪的口吻说道：“两位来南洪也不与宣传部打个招呼，是嫌我们服务不周吗？”
韩浩明道：“部长说这话就不是一家人了。我们这个部门不是下来唱赞歌的，怕稿件见报后宣传部的同行们挨领导批评。”
何子怡道：“我也是干报社记者的出身，知道揭露问题的记者不容易，理解你们。”
她现在首要的是与这两位大报记者从感情上迅速拉近，下一步对他们的报道提出要求时好说话。
“我们县委一把手涂书记原来任地区宣传部的副部长，也是我们的宣传同行，听说两位来南洪县，很想与两位见一面，聆听两位教诲。”
韩浩明道：“何部长就是不过来，我们也打算拜访县里的一把手，你来了正好省了我们的劲了。”
他从身上掏出记者证和临下来之前编辑部开出的证明，双手递给何子怡，“请部长验明正身。”
八十年代，权威媒体的记者，凡是从事问题性报导的，除了亮出记者证外，还得出示编辑部开出的介绍信，以示不是个人行为。
到了后来，上面的记者带着创收任务下来采访，同意发广告就给发表正面报道，不同意发广告就民表批评性报道，媒体创收的收入虽然上去了，但媒体公信力大打折扣。
何子怡说：“咱们之间没有必要走这一步程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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